摘要：在对一国全部资产做二元划分的框架下，其中的居民部门资产包括公营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和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的经济所有权，其含义见后文。 ...
但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还面临不少卡点和薄弱环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突破发展瓶颈、夯实发展基础。
在中国人大网共检索到240条含有执法检查的数据，有21条是有关人大执法检查的数据，但这21条数据均未涉及到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执法检查。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进行跟踪督查，确有助于保障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切实履行职责。
监察委员会对人的监督具有全覆盖的基本特点，即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确保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参见张宪军：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提法不妥，《人大建设》2001年第8期，第38页。该观点其实是《监督法》中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监督的翻版，即直接将《监督法》中的表述转换适用于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之中。[24]1988年制定，1997年、2007年先后两次修订。不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监察委员会对其内部公职人员同体监督的问题，部分环节监督效能不彰、效果不佳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如果放任不管，监察体制改革高效反腐的初衷可能难以全面实现。
地方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具备这种协调功能，比如，通过组织执法检查可以判断有关机关是否有越权违法的行为，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可以评估各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上位法的规定，等等。据此，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委员会既有支持性的举措，也有监督性的措施。在方式和内容上，国家和公民的二元对应关系趋向于以环境和生态为重要媒介的一种新的合作关系。
[43]绿色发展，正是在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进行实质理念融合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发展模式。如前文所述，环境法典的宪法依据是宪法上的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第二，不能忽视生态文明建设中政治资源的强力推动对权利证成的正向影响。《环境保护税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以及其他目的而制定本法。
具体到环境权而言：第一，公民对环境权的需求已经充分而明显。结语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计划的公布，环境法典的编纂在我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据此，通过2018年修宪形成的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是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依据。第三，禁止恣意性解释，宪法与环境法之间基于根本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原理而确立了宪法对环境法的依据性，因此，绝对不能用环境法来反向解释宪法，即不能以理念、制定时间等所谓理由，让宪法来将就环境法，甚至绕开宪法，这是违反法治基本原则的。在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至少存在宪法、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等三个层次。二是，在有宪法明确的规定的前提下，所有立法，不管是在理念上还是在条文上均必须符合明确的宪法规定，坚决把宪法规定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
[12]参见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26]社会法最基本的特征有两点，即社会利益和社会本位。比如政治制度中涉及到公民选举权的行使，文化制度中涉及到公民的语言权、受教育权、文化活动的自由等内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一体建设的高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被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被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为环境权的规定在政治上的推动已经非常有力。
总则部分应该全面符合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精神，既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建设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使命的重要抓手，又要不断满足美好环境生活的人民需求，为此要在人、自然与国家之间的多重要素中构建新的法律关系。学理上，环境法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法律部门。
四、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对环境法典编纂的内核制度化依据所谓内核制度化依据，是指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对环境法典的编纂在诸如环境法典的核心理念、规范体系等内部的实质性核心内容上产生的制度化的规范影响，既包括以生态文明作为核心理念而形成的显性主线，又包括以环境权为隐性主线而体现的制度安排。虽然，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在联合国相关会议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关文件，但是从一开始，中国语境下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联合国会议上所不断确定的概念在内容上是有所不同的，而且这种趋势在中共十七大，特别中共十八大以来更为明显。
[17]事实上，基本国策是宪法上国家制度的具体化和政策化，内容上直接规制的是国家，而受益方是公民，方式上往往需要国家和公民的共同参与，所以其实仍然没有改变国家与公民的基本关系。从方式上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因此，保护环境国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可能只见国家不见人。[11]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对可持续发展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人类应享有以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3]因此，启动环境法典编纂的第一步，就是如何坚持宪法依据。2.宪法生态文明的系统规范体系。
2018年修宪，《宪法》在第89条将生态文明建设明确为国务院的职权，但需要注意关于国务院的第六项职权的完整表述是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就是一种统筹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宪法绿色发展观的典型体现。生态文明规范体系构成了生态文明制度的核心内容，对其诠释既要坚持生态文明制度的内部小体系，也要坚持宪法规范的整体大体系。
总之，从政治逻辑、规范逻辑和理论逻辑看，生态文明更能凝练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核心的、综合的政治与法律表达，生态文明可构成宪法上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宪法核。事实上，宪法中的生态文明规范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态文明制度，对于宪法自身的理念、制度等也是一种更新和扩充。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10](三)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逻辑展开1.宪法上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宪法核。
[49]参见Richard H.Fallon,A Constructive Coherenc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100 Harvard Law Review,1987,pp.1189-1231.[50]参见张震:《依宪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及其构建》,载《政治与法律》2023年第3期。所谓以宪法为核心，是指所有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不能脱离宪法，其内容必须体现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而且从我国的立法实践看，宪法中没有明确的权利，而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并不少见。即便是作为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深层解析而出的环境权利，也以《宪法》第33条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规范依据，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也是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展开，因此，以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为依据编纂环境法典，其基本法律属性不能被定性为私法。
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环境是人民的美好生活之一，我国关于人权行动计划等的官方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环境权利。在该体系中，主要涉及国家目标、国家任务、基本国策、国家职权等内容，这些内容的调整手段和保护利益无疑主要属于公法范畴。
第二，生态文明具有明确的宪法依据。环境法典定位为基本法律，意味着以宪法为核心的环境法律体系的正式形成。
[47]2023年3月，《立法法》的第二次修改，包括明确规定立法应当符合宪法规定，明确了编纂法典的形式，将2018年入宪的生态文明建设明确为立法事项等，为环境法典编纂如何更好坚持宪法依据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思考。一是，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宪法规定均可以被笼统的宪法原则和精神所包含或者替代。
[22]需要指出的是，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是在1982年宪法做出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规定之后，这也从侧面说明，人们普遍认为，宪法的规定强调的是将保护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具体到保护环境的国策，它是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从目的上看，保护环境当然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永续发展，但是公民的环境美好生活予以保障的政治要求首先要被保障。有学者指出，这种维持性的保护包括三个方面：(1)排除已有环境损害。[44]同理，经过长达40余年的环境保护的实践，对环境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经成为公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环境的利益也可以确定的提炼出来。
当前，如何更好地编纂环境法典，是一项重大法学课题，这需要法学多学科关注和支持。在我国宪法中，为什么对受教育权和劳动权在强调权利的同时也会课以义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对权利所产生的政治属性的体现。
(二)关于环境法典的性质所谓环境法典的性质，是指从法的整体外部角度对于环境法典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的类别归属的学理确定，因此仍可归为外部依据的探讨。在法的观念、概念、内容、规范、制度设计以及法律责任上均有新的变化与发展。
[24]作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基本法律，民法典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属于典型的私法。[38]3.关于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